——专访澳门产业技术研究院

  联合创始人兼执行院长

  向江旭

  在时代发生深刻变化的路口，前方是弯路，希望在转角，科技创新正处于最佳机遇窗口。加快创新落地，产业转化和资本支撑显得更加关键，对于从0到1的原始创新成果孵化、突破“卡脖子”技术的重大战略产业培育，迫切需要有所作为的摆渡人。

  互联网高速发展多年之后进入瓶颈期，深科技（Deep Tech，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具有重大影响的前沿科学技术）步入舞台，引领下一波创新浪潮。有关深科技的创业投资与互联网有着截然不同的逻辑，是商业模式为先，还是技术领先为重？摒弃既得利益，长期主义为何更能实现可持续发展？本期“封面人物访谈”邀请澳门产业技术研究院联合创始人兼执行院长、境成资本管理合伙人向江旭为我们分享真知灼见。向江旭先生在软件、通信网络和互联网行业拥有30多年专业经验，其中18年在美国硅谷，尤其擅长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移动互联等基础技术的应用研究。他曾担任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技术战略总监、苏宁云商IT总部执行副总裁兼苏宁技术研究院院长以及美的集团IoT副总裁兼CTO，对前瞻性技术创新和企业数字化转型有深入研究和实践经验。

亲历硅谷创新文化

  您拥有国内外多个计算机科学的学历，后来还继续接受管理学的教育，由技术转向管理，这种选择主要考虑什么？对于计算机、科技领域的职业规划，您有哪些建议？

  从技术到管理其实是自然而然的职业生涯转变，也是我从业30多年以来的进阶路径。像很多技术出身的专业人士一样，不管国内国外，很多人读MBA或者进行管理学的深造，走向管理都是职业规划的进阶方向。角色的转换势必需有相应的能力、素养，因此在实践中不断学习，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过程。

  在积累相当的经验之后，技术生涯进入一个阶段，我开始注重发挥自身擅长的软实力，包括沟通交流、对事物的敏感、对不同族裔的亲和力，将这些软实力最大化，这也是我转型管理的原因。

  硅谷有一个现象，大型科技公司从事技术、计算机的印度移民往往能够做到管理层，比如微软和谷歌现任CEO。印度的技术专业人士能够成功有很多原因，其中一个原因是他们比较注重软实力和管理能力的培养。很多印度工程师都会去读MBA，他们也许专业技能不如中国工程师，但是情商、沟通能力、表达能力、协作精神、语言能力等软实力比中国工程师好，使得他们在技术管理、商业管理方面走得更远。

  中国的环境比较特别，IT行业客观存在35岁现象，技术从业者可以选择向架构师或者CTO发展，也不是说非得要走向管理层。但是如果有志于做管理，希望发挥团队力量，发挥更大影响力，就要及早培养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，通过包括商学院进修在内的各种途径使自己脱颖而出。无论是选择做技术专家还是走向管理，软实力都是需要我们培养的能力，此外，让团队高效贯彻执行你的想法也很重要，因此领导力、管理能力也是要着重提升的能力。

  在美国硅谷的18年，您所感受到的硅谷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？硅谷具有具备不可超越的东西是什么？您曾经在思科、微软等IT企业就职，在此期间，经历了哪些行业环境、企业转型的变化？您认为这些海外企业经久不衰的原因是什么？

  上世纪90年代末，互联网第一波浪潮兴起，Windows PC和互联网普及，“网景”浏览器诞生，彼时的思科、微软、英特尔如日中天，被称为三驾马车。

  思科在高速成长的时候，内部招兵买马、扩充产品线，并且通过收购获得成长，其收购成功率之高在行业里传为佳话。思科的收购团队看准一个赛道，就四顾寻找最厉害人和团队，然后将其收入麾下；看到新的赛道和方向，还会把内部一些团队拆分出去，变成一家初创公司，设立一定的目标，时机成熟又会将其又收购回来，为什么这么做？因为内部自主创新、激励机制、团队干劲都没有分拆出去那么充足。团队分拆出去之后都有期权，一旦达到业绩目标，期权翻10倍甚至100倍，这种激励机制激发了团队的拼劲，最终使得公司获得成长。

  硅谷的大型科技企业一直是鼓励创新的，一定是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之下，突出增长和创新的核心，然而出于发展阶段、企业体量等原因，真正的创新往往并不是发生在大企业。

  思科长久以来形成了成熟的技术、产品和业务，但没有突破性的爆发式增长，因此目前思科在硅谷并不被有冲劲的技术人员偏爱。与思科通过特有机制获得成长不同，微软的发展历程虽然有起伏，但总体要比思科好。

  微软近期再次风光无限的原因无疑是投资了OpenAI这样的初创公司并获取创新的活力，而经过这些年的转型，尤其是现任CEO对微软的脱胎换骨、焕发青春有非常大的作用。微软在CEO Satya上任之后，抛弃了以前被Windows业务束手束脚的桎梏——过去一切以Windows为大，任何与Windows部门利益相冲突的创新都会被扼杀。Satya觉得为了未来的发展，不一定非得拘泥于Windows，他成功地领导了微软的云战略转型。

  微软在转型过程中也经历过坎坷，移动业务是一个例子。当时微软想通过自有操作系统与安卓、iOS抗衡，甚至还收购了诺基亚，但特定的业务模式导致未能获得成功，包括收取手机厂商license许可费，而安卓系统免费开放；生态建设先天不足，微软的技术开发者人数再多也比不上开源安卓体系的开发者多。

  微软的文化和思科一样，希望持续创新，只不过微软持续自我革命、持续创新成果比思科要好，这也造成了这两家不同的公司：思科是一个老牌稳定的科技公司，但是也是因为过于保守，在硅谷被戏谑为“养老院”；微软是不断地拥抱新时代下一个新的技术，甚至于促成催生下一代技术，造成与思科不同的结局——20多年前，当我还在思科的时候，思科当时业绩成长比微软要好，20多年过去之后，思科市值是2000多亿美元，微软市值超过20000亿美元，两者形成10倍的差距。

  过去，IT或者互联网从业人员心目中的首选曾经是思科、微软，后来是谷歌、Meta，现在可能是OpenAI，所以说这些这些年来行业环境的变化，企业转型的变化，大型科技企业仍然经久不衰，核心原因就是不断地自我革新、持续创新。

  整个硅谷也是这样，鼓励创新使其经久不衰。硅谷可以源源不断产生引领科技潮流的企业，包括前面提及的思科、英特尔、微软，再到后来的雅虎、Google、Meta，也产生了Airbnb这样的智能共享经济企业，最近的一波潮流是AI公司，代表企业为OpenAI，这些企业总部都在硅谷。

  美国与中国科技行业的不同体现在创新机制和土壤环境不一样，对失败的容忍和耐心也不一样。以最近爆红的ChatGPT为例，其实ChatGPT已经开发了七年多，最初的学习模型GPT—1其实很粗糙，中国企业即便也能开发出来，但他们更关注如何立刻为业务带来商业价值、如何变现，而不是持续研发升级到GPT—2，再到今天的GPT—4。中国人也很聪明、勤奋，也有痴迷技术的人，但是企业更加注重短期回报，缺乏耐心，对于科研的功利心比较强，这点是值得留意的问题。相比而言，硅谷企业对技术持有一种执念和情怀，容忍失败，加上长期的企业投入和风投支持，有足够的耐心等待突破，得以产生伟大的产品、伟大的公司。

  后来是什么契机，您从海外回国？当时有哪些感受和考虑？

  首先，有中国人的情怀，回到自己的祖国，语言和文化让人感受到熟悉亲切的归属感。我也希望我的后一代对中华文化有所认识，所以我全家回到祖国，让美国出生的小孩在国内念高中，通过对语言和文化的学习，对世界的认知更加多元化。

  其次，我也看到了国内最新的产业发展机会，可以发挥自己的管理和技术专长，2010年我回到祖国，当时国内互联网行业已经发展起来。过去近三十年中国高速发展也印证了，个人的发展空间更广阔、机会更多，相比之下，在硅谷，当触及职业天花板，个人发展空间和成功几率相对小很多。

探索下一个科技创新十年

  互联网时代始于世纪之交，您经历过这个时代的起步和兴盛，如何概括互联网过去20多年历程？中国企业和海外企业的差异是什么？

  我在美国18年，回国12年，正好经历近30年互联网发展时期，其中有几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是PC+互联网，介于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期间；后来进入移动互联网阶段，终端与用户的触点从PC变成手机，手机以前只是一个通讯工具，后来演变为一台电脑；车载系统、智能家电也开始电脑化。互联网发展历程就是把终端设备逐步电脑化，并且这些终端拥有操作系统，或者其操作系统在云端。

  互联网发展历程也是一部人机交互的进化史，最初大型计算机的人机交互方式是使用穿孔卡片；后来有了键盘，但只是使用字符终端；Windows视窗带来了鼠标；触摸屏革新了手机行业；语音、视觉、手势等人机交互随着终端设备电脑化变得更加方便自然、无处不在。

  很多互联网的原创型技术，包括电脑PC、Windows操作系统、安卓系统，以及这些年的AI、云计算等还是来源于美国，但是很多应用场景是在国内发扬光大，而且应用创新、商业模式创新，相比技术创新来说，国内甚至于略占优势。电商平台在中国已经做到极致，因为中国人对于新的技术接受度比国外还要更强，也喜欢尝试新鲜事物、新的创业方式，得益于此，用户可以在网上做很多事情，游戏、电商、社交、搜索等等。

  这也反映出了中国和美国互联网公司的区别，前者是商业模式业务模式驱动，后者是技术驱动，没有好坏之分。

  商业模式业务模式驱动对于技术的容忍度可能就会低一点，但是很多新技术可以马上就得到大规模应用，手机APP、社交应用等能迅速变成一个全面的平台，依靠用户快速积累，使得产品可以占领市场份额。不好的地方在于，企业的注意力在于变现和产生业务价值，底层突破性的技术创新就可能会被耽误，或者没有资金支持。

  海外企业强调创新突破，对于工程师其实是很重视的，工程师文化、设计师文化很强。中国的工程师、设计师在企业地位相对较低，反而是业务部门更加强势一点，存在业务部门赚钱养公司的心态，业务部门的话语权地位比技术部门高，这也造成了企业以业务为导向比较严重，而不注重软件或者系统正常开发流程，有时候业务能够反推技术能力加强，不利的地方在于容易造成技术平台不扎实，为系统埋下后患。

  基于互联网的平台经济已经成熟，互联网是否处于发展瓶颈的阶段？为什么？您认为互联网的下一波热点技术和应用是什么？

  互联网行业的发展从最开始的跑马圈地，到发现蓝海、形成红海，再重新发现下一个蓝海和发展机会，不同时期有不同出发点，有的是因为某个商业模式创新，有的是技术突破。

  例如在PC+互联网之后，移动互联网盛行，诞生了电商、社交、搜索等等互联网应用。业界曾经认为下一个焦点是物联网，但可惜物联网被寄予很大期望，商业模式却没有得到市场认可。

  下一个引爆未来十年的热点技术有可能是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，其所具备的能力甚至于比人还强。最近升级的模型GPT-4可以根据草图生成网页，直接生成代码，这在以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此外，GPT-4还可以将一段文章摘要提炼出来；编写企业的公关文稿等等。

  生成式AI蕴藏着无数商机，具有多样的商业模式，所以下一波很可能是深层次的AI技术突破，同时也引发一些问题，生成式AI是否会冲击搜索？生成式AI如何变现，它商业模式是什么样？不管怎样，一定会有许多商业模式创新。

  未来将可能进入“AI 2.0”时代。现有的技术可以称之为分析式AI，比如计算机视觉系主要是基于分析和决策的AI技术，仅仅分析图像声音等数据，以此作为判定决策的依据，比如自动驾驶应用使用AI系统判断前方目标是人还是障碍物，以提供给驾驶员进行决策。而新的AI是深层次的，由AI产生结果，包括采取行动、完成任务，比如生成一段优美文章或者输出一幅画。

  您也在多家企业负责数字化转型工作，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传统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难点是什么？

  数字化转型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。

  首先如何用数字化技术帮助企业触达客户（engage customers），怎样去用数字技术更好地与客户交流沟通，包括邮件、微信、视频会议等都是数字化手段；合同和文件也可以线上签署。引流和获客也被数字化，比如企业使用搜索引擎、网上营销、视频号、公众号等渠道与用户交流，生成式AI的引入，未来企业可以使用机器人与用户交流，全天24小时服务，提升沟通效率和能力。

  其次，数字技术改善企业内部运营(optimize operations)。内部运营包含审批流程、财务、人事、报销、差旅等，制造企业的零件和产品方案设计、供应商和元器件选型、生产组装等流程，这些环节都可以通过数字化提升效率、成本降低。以销售报表为例，过去使用BI工具编写SQL，现在使用基于AI的数字技术，可能只要一个语音指令，系统可以图形化方式呈现销售数据。

  再次是提高员工生产力(increase productivity)。涉及到文字的工作都有可能受到生成式AI的冲击，但是对其加以利用，企业员工的生产效率将很快获得提升。

  最后，企业的产品智能化、数字化(transform products)。比如智能家电可以根据室内人员情况自动调节空调温度；手机更加智能，可以处理办公、娱乐、健身等功能。

  总之，数字化贯穿于企业的客户沟通、内部运营、生产力和最终的产品，数字化在企业的渗透实际上可能还要更加广泛和深入。

撬动深科技产业创新梦想

  粤港澳大湾区、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为横琴和澳门经济多元发展提供新平台，您认为深合区给创业投资带来的机会有哪些？有哪些政策优势？如何看待横琴和澳门未来在科技创新领域的发展？

  粤港澳大湾区是一个可类比美国硅谷的区域，创新力极强，除了包含香港、澳门、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惠州、东莞、中山、江门、肇庆等城市地区之外，还包含广州南沙、深圳前海、珠海横琴三个自贸区。身处珠海，我对于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（下文简称“深合区”）有比较深的体会。2021年横琴与澳门成立了深合区，其具有的显著优势之一是税收“双十五”政策，即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都是15%，这对于创新企业和人才都有很大吸引力。

  从地理位置来看，横琴与澳门一河之隔，能够形成较好的工作和生活圈。横琴山清水秀，当地新盖了很多办公楼宇，也有金融岛，以及各种各样的产业园。澳门面积为横琴的1/3，但是澳门有60多万人，横琴则相反，地大人少，常住人口只有5万人，因此横琴土地资源大、办公楼宇多，为双方合作提供了基础设施和场所。

  从产业结构来看，澳门经济以博彩业、旅游业、酒店业等服务业为主，急需科技转型的动力。横琴的经济支柱产业相对多元化，与澳门合作，可以充分发挥澳门的“一国两制”制度优势，以及澳门作为国际窗口的功能，吸引国际化人才到这个宜居、宜业的区域，并实现产业落地。所以，横琴与澳门的产业合作具有一定的互补性。

  您联合发起创立“澳门产业技术研究院”的初衷和背景是什么？这个组织机构设立在澳门有什么特殊意义？研究院包含哪些研究课题和业务？您将如何利用技术优势和资源优势实现快速科技成果转化？目前进展情况如何？

  深合区具有较好的政策背景，但缺乏人才和项目，这也是成立“澳门产业技术研究院”的契机。

  根植于澳门，澳门产业技术研究院着重于产业落地，既有科研，又有孵化和投资，所以说是一个“三位一体”的新型研究机构。研究方向主要是产业科研，还会进行项目孵化，最终目标是融资成立公司、培育独角兽。我们希望通过项目孵化，在10年内打造10个独角兽，这是我们成立研究院的初衷。澳门虽然拥有澳门大学、澳门科技大学等院校，但不具备产业转化的功能，澳门产业技术研究院弥补了这个空白，有助于吸引海内外专业人才落地琴澳地区。

  研究院的多位联合创始人均具有资深的海外科研、产业经验，研究课题方向集中在三大领域：一个是数字经济，包括IT互联网、云计算、大数据、AI等；第二个是医疗大健康，生物医疗大健康；第三个是半导体集成电路。

  项目建立的方向看重的是赛道前景，如果新技术兴起，比如说ChatGPT，我们就会专门成立这方面的实验室，寻找全世界这方面的顶尖人才并邀请其来到深合区。可以兼职合作，最好是全职在澳门或者横琴领导实验室工作，我们帮助设计公司架构、组织团队，获得投资，将科研成果产业化、商业化，最后能够持续成长、成为独角兽。

  我们的愿景是希望能够在粤澳深合区承载产业落地、产业转化和产业孵化创新，使得深合区成为一个产业创新的源头，为地区实现产业多元化做出我们该有的贡献。

  进入深科技、前沿技术领域的资本，与互联网时代相比有哪些不同？

  业内有人称创投行业进入“后互联网时代”，在中国，互联网时代的投资很多被用于商业模式创新、应用创新，很多时候是资本催生了某个行业、独角兽。典型的平台型企业往往持续亏损好多好多年，藉由不断地资本注入，形成市场垄断地位，因此资本在企业的作用举足轻重，甚至决定了整个行业是否成形。虽然这些垄断企业有一定的技术基础，但不足以形成突破性的、高门槛的技术壁垒。

  深科技时代的投资逻辑与互联网时代不一样。深科技时代的投资也需要大量资金，但同时，投资回报时间更长。OpenAI经过7年多的时间才实现ChatGPT这样的突破性，技术研发需要时间沉淀迭代才能有突破，才能产生一种真正“飞轮效应”。

  投资逻辑不同，对于投资人的要求也不同。

  互联网风投的投资经理很多是金融背景，比如银行、本身学金融、名校MBA培养出来等的风险投资家。深科技时代的投资经理通常是高学历，比如拥有博士学位，合伙人也多数是二三十年行业经验、技术背景深厚，后来成功转型做投资的这种专业人士，他需要对行业和技术有很深的理解和洞察，才能有准确的判断决策。

  深科技时代，要求投资人具有技术底蕴，要有耐心。不是看项目看得准就足够，而是根据赛道找项目；不是捕获独角兽，而是催生独角兽，培育独角兽。找准了赛道和项目，就集结专业的人，帮助他们组建公司，成为行业领先。

  如何评价创业和投资的关系？您是创业者，也是投资人，双重身份的天然优势是什么？分享一下您在创业和投资上的感悟和心得？

  投资人需要广阔的资源和人脉，必须知道谁有潜质成为创始人，这些创始人可能是大学教授、企业高管等，挖掘这些人，然后提供资金、团队、法律、人事、财务等支持，这个过程需要相当的人脉积累和行业经验资源，这也是我为什么转型做创业同时，也做投资人的原因之一。

  作为风险投资从业者，我们身上肩负的责任很重，要给我们的出资人有满意的回报，这就要求我们投资人具备非常专业的水准，兼具金融、财务、行业技术等经验。

  专职和业余投资人也不一样，专职投资人要管理和把控“募投管退”全流程各个环节，即使在资本紧张的寒冬期也能说服投资人出资创立基金，这是比较难的。募到钱之后开始投资，看项目相对顺手，尤其对于我们有较强的行业和产业背景的投资人来说，很清楚知道行业欠缺什么、行业“谁在干什么”“谁能干成”。一旦投入资金，就要帮助创始人管理好公司，包括管理好风险，比如创始人要离职了，或创始人散伙了，或者公司的财务状况出问题了，或者公司融不到钱，资金链断了，这些都是投资人要帮助创始人解决的问题，要帮他搭建团队，帮他提高管理能力，帮他去融资，帮他去配备合适销售商务人员，甚至帮他去招人、做品牌宣传等。投资公司最后是赚钱，投资人怎么退出？是IPO上市还是并购？在什么时间点退出？这些都是我们在项目管理和退出阶段重点考虑和规划的。

给年轻人和创业者的箴言

  您认为为人处世有哪些要坚持的美德和原则？

  刚入职场的时候，可能优先考虑做事，然后才是做人。年轻的时候，做事的能力要大于做人的能力，脚踏实地磨炼职业能力，才有升职升迁的基础。

  当在职业上有所发展，尤其是作为领导者或者管理者，不是所有事情亲力亲为，那就依靠为人，把公司的愿景贯彻到所有人，让大家拧成一股绳，齐心协力地往一个方向努力，这个时候做人就比做事更重要了。

  做人不光是有好的情商和沟通能力，最主要是为人诚信。衡量领导者的准则不是你有多大的职位，而是你是否有众多跟随者。具有好的人品和人格魅力，即使没有任何官职，别人觉得这个人靠谱，他也会变成一个事实上的领导者。在一个社会里要坦诚，至少不要说假话。对于社会出现的乱象，宁愿保持沉默，也不能趋炎附势，更不能颠倒是非，这是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。

  个人的能力好像很卑微，如果所有人都这么想的话，就不能产生积极影响。无论作为一个公民，还是企业员工，要有主人公意识，要意识到个人可以影响事情、影响周边的人，可以影响公司的产品方向或者未来的战略。一旦影响到更多人，使得事情往更好的方向改变，团队就可能往好的方向发展，公司甚至国家也会进步。

  对于准备踏入深科技领域的年轻人，您有哪些忠告和建议？

  任何时代都有赚快钱的机会，但那是极个别现象。做人还是要脚踏实地，特别是年轻人，深科技一定是一个比较难、需要耐得住寂寞的领域，但是要认准方向。例如，如果觉得半导体、大健康医疗和数字经济是未来，就要立志攻读很高的学位，了解得足够深。现在有些机构招募投资经理都要求技术博士学位，因为只有较好的学习能力才能对行业有很深入的了解。换言之，准备投身某个领域，就要投入足够长的时间和精力，去打磨自己的实力，才能在这个行业里头做得更好。顺带一提的是，现在国内有一种考公务员的风气，目的是需求安稳，如果是有志从政改变民生，那无可厚非，倘若为了铁饭碗而考公务员是不可取的。只有从事自己热衷的、感兴趣的事情，忠于自己的理想，才会形成真正的竞争力。

后记

  创新驱动发展的主旋律下，科技创新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。新一轮的创业浪潮逐渐由移动互联网向深科技倾斜，创业者更多关注前沿技术领域。而围绕深科技的创业投资具有一个特点，即对知识结构的要求更高，这需要很长时间的职业积累和知识沉淀，以及应用场景、大平台的经验，未来这部分群体或将成为创新弄潮儿的主力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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